《音乐之声》响彻影坛50载

作者:张慧 《 青年参考 》

从个人回忆到银幕经典,《音乐之声》的成功仰仗百老汇与好莱坞的精心加工。时隔半世纪,重新审视影片和现实的微妙差异,人们不得不感叹“艺术高于生活”。

直到今天,在经典影片《音乐之声》中饰演女主角的朱莉·安德鲁斯,仍然会让自己的生活习惯与该片主题曲《哆来咪》的歌词尽量保持一致。比如,没有果酱配面包,她就不喝茶(歌词中提到“茶是搭配果酱面包的饮料”);每当海关官员、税务稽查员或警察问她叫什么,她都会唱着回答“Me”(歌词中有一句“me是我对自己的称呼”)。

日前,为纪念这部电影上映50周年,新闻主播黛安·索耶和安德鲁斯一同回到《音乐之声》拍摄地——奥地利萨尔茨堡,探寻影片背后的故事。这部时长一个小时的“音乐之声特辑”于3月18日在美国广播公司(ABC)电视台播出。

1965年3月2日,《音乐之声》在纽约里沃利剧院首映。当时,美国经历着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的双重考验。男女老少涌入影院,从美妙的音乐和动人的剧情中寻找慰藉。

一名越战老兵说,他第一次看《音乐之声》,是被妻子拖去的。然后,他自己又看了127次。“我得以到另一个世界度过3小时,那3小时的我是自由的,享受着美好的平静。”

这部影片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延续至今,《雪绒花》、《哆来咪》、《孤独的牧羊人》等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从此传唱不息的。如果算上美元的通货膨胀率,这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是美国历史上票房第三高的影片,仅次于《乱世佳人》和《星球大战》。

人物个性让步于艺术加工

《音乐之声》讲述了玛利亚·奥古斯塔到冯·特拉普上校家中给7个孩子当教师,用她的歌唱天分和温柔性格融化了纪律严明的特拉普一家,建立起家庭合唱团的经历。后来,玛利亚嫁给了特拉普,全家人为逃避纳粹统治,借演出之机离开了奥地利。

影片改编自同名音乐剧,后者则来自玛利亚·冯·特拉普1949年出版的自传《特拉普家庭合唱团的故事》。百老汇和好莱坞都对原著进行了改编。比如,影片中7个孩子的名字和年龄与事实有异,而安德鲁斯饰演的玛利亚原本是特拉普家二女儿的导师,并非所有孩子的家庭教师——1926年,时年21岁的玛利亚·奥古斯塔因为接受过维也纳师范学院的培训,被安排到退役海军上校特拉普家工作10个月,作为她成为修女前的实习。

美国“历史”网站称,现实中的玛利亚和特拉普上校并非在纳粹侵占奥地利的1938年结婚,而是结合于1927年11月。由于电影的艺术处理,玛利亚自己的3个孩子也未出镜。

有趣的是,特拉普家族的子女对这部影片持保留态度,原因之一是,剧中的特拉普上校被塑造成了一个不容易接近的人。事实上,这位老军人的确曾给孩子们穿上水手服,并用吹哨的每个音阶代表一个孩子,但他不曾让孩子们齐步走或立正。

“他是个很温柔甚至溺爱孩子的爸爸。”美国作家汤姆·圣彼得罗在《经久不衰的电影》一书中写道。

上校之子约翰内斯告诉英国广播公司(BBC),他的父亲“非常迷人,大度,开朗,而不是音乐剧和电影中的拘谨模样。母亲曾试图改变电影对父亲的描述,但没有成功”。

不难看出,电影中角色的原型更加立体和复杂。玛利亚也承认,朱莉·安德鲁斯把她演得“太温柔了”。真正的玛利亚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,《音乐之声》导演罗伯特·怀斯曾回绝了请玛利亚担任顾问的提议,称:“她太专横,我不喜欢这一点。

特拉普家的二女儿也表示,继母“脾气糟糕,变化很快,你都不知道什么刺激了她。我们将这视为过境的暴风雨,因为下一分钟她又和颜悦色了”。

按照圣彼得罗的分析,玛利亚的性格与她的成长环境有关。她10岁时父母双亡,和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叔叔住在一起。为了人身安全,她躲进了修道院。直到结识了特拉普一家,她心中的寒冰才逐渐消解,进而留下来并加入了这个家庭。

玛利亚还在自传中披露,她与上校并非深爱彼此。结婚那天,她一直在生闷气,因为她本来想当修女。“我喜欢他,但不爱他。我爱孩子们。可以说,我是嫁给了孩子们。

主角们原本是为生计歌唱

上世纪30年代,特拉普一家经历了大萧条,银行存款在一夜间蒸发。大人和孩子不得不想方设法挣钱糊口。神父弗朗兹·瓦茨那听过他们的演唱,认可这一家人的音乐才能,遂指导他们成为专业合唱团。换言之,瓦茨那才是特拉普一家登上舞台的推动者。但电影编剧认为,这位神父的存在会削弱女主角玛利亚的重要性,于是,瓦茨那在电影中消失了。

1999年,特拉普家的二女儿在接受《名利场》杂志采访时透露,继母玛利亚到来前,他们的生活就充满音乐。他们的生母热爱歌唱和乐器,先后教给孩子们100多首歌曲。

赚钱,是“特拉普家庭合唱团”最根本的存在理由,“我们不会像电影中那样,在野外跑跳唱歌。我们的生活很艰苦。”玛利亚亲生的女儿罗斯玛丽说。罗斯玛丽有舞台恐惧症,不喜欢母亲强加给她的安排,以至于在40岁前多次精神崩溃。然而,即便对母亲心有芥蒂,玛利亚于1987年过世前,一直是罗斯玛丽在照顾她。

影片中对一家人翻山越岭逃到瑞士的描述同样属于艺术加工。事实上,他们先是乘火车到了意大利,随后去了美国。1942年,特拉普举家搬到佛蒙特州,在当地开了一家滑雪旅馆。这家旅馆今天仍在营业,负责人就是约翰尼斯。

特拉普一家将他们的故事卖给百老汇和好莱坞,作为回报,电影和音乐剧每赚1万美元,他们就能抽取375美元红利。至今,《音乐之声》每年仍为他们带来10万美元左右的收入。

新一代的特拉普合唱团如今仍在歌唱。他们是家族的第四代,最初是为了让卧病在床的祖父沃纳·冯·特拉普开心。2007年沃纳去世后,他们继续表演,并开始在各地巡演。

片场内外,古怪插曲不断

音乐剧版《音乐之声》于1959年在百老汇上演时,媒体评价不算太高。《纽约先驱论坛报》的沃尔特·克尔认为,“爱唱歌的修女变身躲避纳粹的保姆”的故事,“无论情节还是歌曲都太甜了”。该剧出自黄金搭档罗杰斯和汉默斯坦之手,但克尔指出,两人在1945年的《旋转木马》中抨击了家庭暴力,1949年的《南太平洋》则直指种族主义。相比之下,《音乐之声》简直是“严重的倒退”。好在,这部音乐剧在市民中口碑不错,并屡屡斩获大奖。

电影版则基于音乐剧做出了进一步修改。影片最初定名“麦片之声”——剧本里原先有这样的情节:特拉普一家穿着统一的服装,打理他们赖以谋生的麦片生意。由于派拉蒙公司高层的介入,剧本后来经过多次改写,片名也从“蘑菇之声”,到“棒槌之声”;故事发生的地点一度被设定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小岛上,片名也一度变成“马斯蒂克岛之声”。如此推倒重来很多遍后,编剧欧内斯特·莱曼终于一锤定音,敲定了“音乐之声”这个名字。

英国《每日电讯》报称,拍摄期间,安德鲁斯对待小演员就像剧中的玛利亚一样亲切,而扮演特拉普上校的克里斯托弗·普卢默玩世不恭,缺乏耐心,酒不离手,胡吃海塞到穿不进戏服,还故意将《雪绒花》的歌词从“永远保佑我的故乡”改成“永远保佑我的薪水簿”。他一直瞧不起这部影片,甚至称其为“粘液之声”(The Sound of Mucus)。

更麻烦的是,普卢默声称,孩子们一唱歌,他就反胃。这让拍摄《哆来咪》的过程变得极其困难。仔细观看,观众或许会注意到,影片中,普卢默左手边藏着一个供他呕吐的塑料桶。

英国《快报》称,1964年5月,玛利亚到《音乐之声》片场探班,竟被普卢默迷住了,“你比我真正的丈夫更帅气。吼,吼,吼!”她大声嚷道。普卢默则觉得玛利亚“丰满、专横”。几年后,两人再度相遇,玛利亚高喊着“我丈夫!我丈夫!”,冲上前与普卢默相拥。

对参演的小演员们来说,《音乐之声》是他们演艺生涯的巅峰。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系,情同手足。2010年,脱口秀女王奥普拉·温弗瑞曾安排他们重聚。如今,他们的职业是软件工程师、癌症募款专员、悉尼歌剧院艺术总监、室内设计师、摄影师、艺术家和花店店主。

作为“美国电影”大获成功

“就是在这张长凳上,一位82岁的老太太摔倒了。”导游彼得指着萨尔茨堡郊区海尔布伦宫的玻璃屋说,“她边唱《16岁快要17岁》边跳舞,然后就摔了出去。”

这栋建筑物正是《音乐之声》的外景地之一。“那位老妇是该片的铁杆粉丝,忍不住翩翩起舞。”

很多游客到了萨尔茨堡,首先想到的就是《音乐之声》。据估计,全球至少10亿人看过这部影片,但在当地,《音乐之声》没有光环。

“电影从没在这里放映过,”彼得耸耸肩,“我们是通过书本了解到这个故事的。”

50年前,萨尔茨堡本地人乔治·斯坦尼茨在剧组担任导演助理。这个年轻人的工作包括指挥群众演员合唱《雪绒花》。“我告诉导演罗伯特·怀斯,我们必须先教大家学会这首歌。对方非常惊讶:‘这不是一首奥地利歌曲吗?这不是你们的国歌吗?’”斯坦尼茨告诉BBC,“我对他说,‘不是,它是罗杰斯和汉默斯坦创作的。’”

每当在拍摄《哆来咪》的花园漫步,斯坦尼茨总会听到身边的游客情不自禁地哼着那首歌的旋律,这让他有些困惑。“我不明白,为什么这首歌会如此流行?”

在他和许多奥地利人看来,这部片子更符合美国人的,而非奥地利人的审美。“除了地点,它和奥地利没什么关系。在萨尔茨堡,人们知道特拉普一家,也知道电影和他们真实经历的区别。”《音乐之声》在全球获得的成功更是令当地人惊讶,斯坦尼茨说,当初,剧组中的德国和奥地利成员都认为这部片子会遭遇滑铁卢,“显然,我们错了”。

“单纯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,它倒是具备了成功的一切要素——美丽的风光,和睦的家庭和几个纳粹坏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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